1975年1月3日黄昏，钓鱼台国宾馆西楼的灯刚刚亮起，江渭清被工作人员请进一间会客室。墙上的座钟指向六点半，叶剑英端起热茶，像是随口一句：“渭清同志，你的工作，可真不好分配。”茶水氤氲，话音却沉甸甸。
这一刻距离毛泽东在1974年12月作出“去江西”指示不过十来天。华国锋、纪登奎转达决定时，用的是“老根据地更需要你”这样的说辞。江渭清当即表态接受，可心里清楚，复出后的第一份差事注定不轻松。
回顾过往，他并非江西人，却与那片红土地结缘已久。1930年春，他跟随彭德怀、滕代远转战湘鄂赣，对山中小路了然于胸；1949年解放南京后，又在江南丘陵谋划城市改造。如今再度南下，既是对能力的肯定，也是一次考验。
战争时代的江渭清，脾气冲，枪也硬。1938年初，日军逼近武汉，江在鄂皖赣边区组织游击队夜袭岗楼，俘敌百余。陈士榘笑称：“渭清这人，脑子里装着一部活地图。”这股子灵活后来被刘伯承看重，渡江战役结束后，让他负责南京接管。
解放南京时最棘手的不是敌军，而是50万失业市民。米价飞涨，留声机里却还轮回着旧舞曲。江渭清带队逐巷宣传政策，三天拆除赌局十七处，没收枪支千余支，把秩序硬生生抠了回来。毛泽东在北平听完汇报，说了一句：“能人。”
1953年赴江苏任省委第二书记，他端来一碗茶而非酒，告诫机关干部：“南京不是舞厅，是工地。”随后亲下盐城、苏北搞调查，摸排粮棉产量。那阵子，他的棉布灰制服总带泥点，秘书劝换一身，他摆手：“弄脏了，洗就是。”
时间推到1966年，“十年风雨”骤起。江渭清受到错误批判，被迫离岗。八年间，他在北京郊外一所干校劳作，种菜、养猪，夜里仍抄写《开国大典》稿子练字。工友问他怕不怕沉寂，他说：“枪声都听过，这点寂寞算什么。”
1974年形势有转，中央酝酿老干部复出。讨论江渭清去向时，方案先后出现五稿：有说回江苏主持农业，有建议调中央军委管后勤，有人提请驻外任职。每一稿都因各种顾虑作罢——既要考虑资历，又要兼顾地方平衡，事难两全。
毛泽东最终拍板：“井冈山老区，需要敢于吃苦的人，渭清合适。”一锤定音，才有了“第六次方案”落地。叶剑英因此感叹“好难分配”，话里不乏欣慰——老战友终于回到战位。
1975年2月6日，江渭清抵南昌，时年六十五岁。一到岗，他提出三件事：清班子风气，稳工农业产，重振井冈山。省委会议上，他把桌上公文推开：“先别谈数字，先去乡下看看。”于是带头坐吉普直奔吉安县偏僻的山坳村。
在那里，他住进破土屋，和社员同灶头烧红薯。半夜下起冷雨，瓦片漏水，他掀被子接水盆。第二天清晨，他看着农民围在瘦田边挖沟，问：“多少年没修过大渠？”“六年了。”老支书叹口气。
回到南昌，他拍板：冬修水利，先治六座烂尾水库。资金缺口大，他跑北京找国家计委，递交厚厚一摞数据：“井冈山不是消费包袱，是未来的粮仓。”最终批复到位，七十万民工挖渠筑坝，汛期前四座水库合闸蓄水，旱田冒绿。
干部作风更棘手。部分基层干部习惯公款宴请、酒烟成风。江渭清在永新人武部碰到一桌“庆功酒”，当即掀盖子：“这是庆什么？”场面僵住。他不动声色记录人名，次日召开县委会，两小时只讲一句话：“群众没饭吃，干部没资格吃酒席。”会后那桌酒菜全送进福利院。风声一下紧了。
邓小平同年三月与他长谈，提出“整顿要有韧劲”。江渭清回去后，一方面抓经济，一方面让各地轮流到瑞金、井冈山故地开展学习，重新拎起当年挑粮上山的竹扁担。有人说这像“忆苦思甜”，他反问：“没有甘甜，就凭什么要群众信咱？”
两年里，江西工业总产值增长两成多，红壤地带初步形成机制化灌溉。井冈山油茶、萝卜干开始北上广销路，老乡腰包鼓了。省统战部整理民间歌谣时，收录到一句顺口溜：“井冈山好水好茶，好干部带咱种庄稼。”
1981年春末，他在南昌主持完最后一次经济座谈，夜里便给中央写信：“年迈体衰，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恳请交棒。”此时他七十一岁。批复很快，允许离任，但嘱其“常为青年出主意”。
离开江西那天，他站在滕王阁回廊望向赣江，默默道：“这里的雾气，和当年一样潮。”没有告别仪式，只有省里送的两盒茶叶。火车开动，他兜里揣着粗糙笔记本，上面写着未竟事项：农村电气化、鄱阳湖围垦、赣州至韶关铁路……
回到南京后，他被推选为中顾委委员，任务是“传经”。面对来访的年轻县委书记，他常念那“十句话”。有人把它刻在会议室墙上，称为“渭清十则”。他笑道：“挂墙上没用，得装进脑子里。”
1984年夏，陈士榘来探望，两位老战友谈到往昔。江渭清忽然问：“你说南京要是当年没稳住，会怎样？”陈士榘沉吟后说：“至少长江防线又得打仗。”两人对视一笑，却都明白，那段岁月的惊险已随烽烟散去，但治理之难从不减。
到了晚年，他身体微恙，却仍天天剪报，批注密密麻麻。警卫员劝他休息，他摇头：“人活着，不动脑子，心就荒了。”夜深时，灯下的影子瘦长，像早年长征时被风吹动的战士身形。
1997年6月9日，江渭清在南京逝世，享年八十三岁。遗体告别仪式上，有人悄声说：“他的岗位终于好分配了。”一位老兵抬头瞪他：“不，他一辈子都在岗位上。”说罢擦了把泪。
井冈山之后：未竟之愿与后来者
江渭清留下的“未竟事项”多年被后人提起。1984年至1990年，江西相继建成柘林、万安等大型水库，规划正出自他当年在笔记本上画的草图。干部培训班也沿用他的方案：每期必赴井冈山驻训，听老红军讲“挑粮小道”的故事，再去新修的梯田劳动两天，学员回来后，多数都会在日志里写下同一句话——“原来老区精神可以这样接力”。
1991年，赣州至韶关铁路通车。剪彩仪式上，有人提到这条线的最早建议来自江渭清，省领导当众朗读那张已泛黄的备忘录：“山里人要走出去，得先铺路。”掌声响起时，站在台下的老铁路工人胡大伯红了眼眶：“如果他在，多好。”
近年井冈山市档案馆整理出江渭清1975年调研期间的日记，字迹纤细却有力：“山水是根，干部是魂，群众是底。三者相合，复兴可期。”研究者评价，这句话概括了他对革命老区再出发的全部思考。
有人统计过，他在江西八年，跑遍七十九个县市，坐吉普、骑马、步行加起来超过十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两圈半。秘书笑称：“这才叫真正在路上。”江西的公路旁、稻田边，至今还能听到老人说起“江老书记”；对他们而言，那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记忆——停在村口的吉普、夜里亮着的煤油灯、以及一句反复提醒的口头禅：“先问群众缺什么，再谈干部干什么。”
当年叶剑英的那句玩笑，如今听来意味已不同。工作难分配，是因为样样都行；岗位易更替，是由于到处需要。江渭清没给自己留下华丽辞藻，却把“挑担子”的身影刻在许多人心里。后人若想读懂那一代人的担当，不妨沿着井冈山的小路走一圈，泥土里或许仍能听到他那句半带笑意的提醒：“担子，先挑起来再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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